《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剧组毁灭全人类
虚构和现实的差距
影片采用了一种全球流行的戏中戏结构，这种结构让影片拥有多个文本层次，可完整地展现多个独立故事。
电影本质讲述底层人民沙基卜被导演压制，从无名小卒黑化成杀死所有人的故事，而电影中的电影却描述了有关希特勒和二战的历史故事。
叙述层间的镜像关系，看似不搭调，产生对比冲突等矛盾关系，但导演却将两个故事巧妙勾连，表达了独裁者、底层社会、阶级感、虚构与现实等多元主题，还暗暗讽刺了现实世界中的社会，这形成了多元叙事的复调机制。
电影中的整个剧组就像是一个小的现实阶级社会。
导演就是老大，他的权力之大能让所有人服务于他。他能从容处理拉丹的尸体，熟练地买通皮条客，让所有人相信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电影好、为沙基卜今后的生活好。他总能在危险来临时全身而退，甚至有些危险就是他们制造的，比如影片中炸掉红房子。
导演之下，剧组中的制片、场记、群演、工人等等又是按照阶级秩序划分的，有使用价值的人住红房子，没用的人睡水洞、毒气室。
而沙基卜就是最底层的那一个，他失去妻儿、被亲戚误会，孤立无援任人摆布，作为剧组零工被随意使唤，毫无尊严可言，没人在意他的爱人的死活，就像没有人在意他一样，就连剧组的搭建工人都可以对他冷漠以待。
这种导演是老大的感觉正是暗指电影中的电影所拍摄的绝对独裁者希特勒的故事，也暗指了现实社会等级森严的阶级壁垒。
但影片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沙基卜的身份，他作为最底层人群却在电影中饰演那个绝对的独裁者希特勒，在电影里他可以随意处置任何人的自由与生命，与他的真实地位完全相反。这种身份的悬殊、命运的差异造就了影片的戏剧性。
导演是现实生活中的希特勒，沙基卜是电影中的希特勒，而无名小卒沙基卜最终也因为恶毒导演的压迫真正成为了自己饰演的角色：一个毒死所有人、毁灭全世界的希特勒。
强者对弱者的欺凌，这种压力逐渐提升，会加剧将角色推向越来越困难的境地。这也迫使他们被动地做出越来越困难和危险的抉择，直到他们暴露出来无意识的自我。当恶念占据上风时，弱者的无理智造成了这场战争，它毁灭了世界，也波及了无辜。
沙基卜的转变很夸张却也合情合理，是导演以及为他效力的手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的人性之恶在沙基卜身上生根发芽，人性之恶奴役他的肉体，扭曲他的心灵，最终把他带向疯狂，引发世界大战，让所有人走向毁灭。
被淹没的底层弱势群体
整个电影最悲惨的人除了沙基卜，还有他的情人拉丹。
作为女人，又是妓女，又是聋哑人，在伊朗这个宗教色彩严重、重男轻女的国家更是弱小的像一只蚂蚁。皮条客像买卖商品一样和男主讨价还价、标定她的价格；导演更是像对待垃圾一样毫不在意拉丹的死，将她的尸体与爆炸残骸一起运走。
拉丹是聋哑人的设定非常巧妙，她更直接的隐喻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接收信息与表达自我上的劣势。
他们是匮乏的，他们听不见也说不出。在危险来临时他们不自知，听不到爆炸前的清场声；很少有人看懂手语，拉丹有一句台词“打我比听我说容易”，社会中边缘和底层的声音永远是被淹没的。
金手镯是电影中一个重要的物品，拉丹想卖掉金手镯换点钱，沙基卜让她好好留着金手镯，以后有需要再卖，金手镯这时代表着沙基卜和拉丹对于未来生活的期待；但在一场爆炸后，金手镯居然变成唯一一个可以说明拉丹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不需要高楼大厦的对比，一个废墟里的金手镯把伊朗底层人民的悲惨表达得淋漓尽致。
与底层人民所在的嘈杂的零工市场、毒气室相比，最格格不入的就是那个红房子。整个影片都是单调的黑白灰色调，红房子显得太过显眼，它代表着希特勒的家、上层人士、男女主幻想中虚无美好的未来。
电影中两人一起去片场的路上，拉丹在公交车窗户的雾气上画了房子的简笔画，沙基卜擦掉，远处的红房子恰好浮现在简笔画被擦去的地方。两个人的目光一起投向红房子。绝妙的镜头语言融合了虚幻与现实，红房子成为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即便不切实际，依然奋不顾身，而红房子被烧掉也暗指了底层人民的美好幻想破灭，他们永远被困在底层。
在对底层社会进行描述时，导演哈曼·赛耶迪没有一味地歌颂底层贫苦人民的善良和美好，而是真实地呈现出底层人民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在权力两极严重分化的矛盾冲突中引发观众对伊朗社会法律、道德、宗教和公平正义等问题的思考。
观众在导演所营造的环境中去发现、联想、反思电影影像背后残酷而真实的现实世界。沙基卜和拉丹只是一个例子，而现实生活中会有无数个沙基卜、拉丹，和无数场悲剧。
伊朗电影的全球化发展
由于伊朗特定的和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伊朗电影只能以无关痛痒的商业叙事、在有限的空间里去释放自己的潜能，以边缘化的叙事完成本土关怀的人文诉求，在素朴的抒情意味中融入写实的批判和反思来延续电影的生存。
哈曼·赛耶迪于1980年出生，和所有1980年代生、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一批年轻的伊朗影人一样，他们决心改变伊朗电影的恶俗局面。他们坚信即使没有西方电影资本支持，也要坚持自由创作，为伊朗电影本土化制作的全球进程贡献力量。
《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为其主旨搭建了一个去伊朗化的全球电影语境。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上述的戏中戏叙事结构。这种手法使电影中的荒诞场景隐喻象征了多意性，让观众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导演想要反映出来的色彩斑斓的想法与内涵。
虽然与华语电影的创作语境相比，伊朗电影似乎面临着更多的苛责，但是环境并没有能够掩埋伊朗电影人执著的创作和对本土的关怀。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伊朗导演以戴着镣铐的舞蹈委婉的表达他们独特的艺术思考方式和对生存意义的探索，也坚信艺术的镣铐早晚有一天会被击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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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童童
编辑：YANNY
责任编辑：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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